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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炳:医病医人,知行合一 - 中山大学新闻网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18-12-25 浏览次数:

  余新炳:医病医人,知行合一 - 中山大学新闻网余新炳:医病医人,知行合一 稿件来源:校报2009-10-15

   作者: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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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9-10-22

   阅读次数: 余新炳,中山医学院寄生虫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医学科学处副处长。1974年考入安徽医科大学,1990年中山医科大学博士毕业。现任国家药监局药物评审专家、卫生部寄生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预防医学会寄生虫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寄生虫学会理事长、《热带医学杂志》主编、《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副主编等职。主要从事寄生虫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功能基因组学、胚胎干细胞和组织工程学研究。近10年来,主要从事恶性疟原虫、日本血吸虫和肝吸虫基因结构与功能研究及分子疫苗和蠕虫干细胞研究。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其中SCI论文收入28篇,主编出版《现代应用分子寄生虫学》、《英汉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词典》。先后获得“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科学基金30多项。2009年,所率团队项目获国家973计划资助,担任首席科学家。 他曾是满怀激情的回乡知青,却毅然从炽热的红色浪潮中走进宁静的象牙塔;他钟情于数学,曾梦想成为一位数学家,却最终登上医学世界的奇妙殿堂;他爱好音乐,是二胡高手,却眷恋于三尺讲台而无怨无悔。小小的寄生虫世界,原本乏人问津的科研角落,却因承担着拯救千万人生命的重任,让他为之殚精竭虑三十年。 余新炳教授很忙,单看他密密麻麻的头衔就知道了。除了担任国家药监局药物评审专家、卫生部寄生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预防医学会寄生虫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寄生虫学会理事长等职外,他还担任《热带医学杂志》主编,《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研究》副主编等职务。另外,同时任中山大学医学科学处副处长的他,还带了十几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刚刚获得立项的“973”项目,眼看要上马,他又是项目带头人。每一个职务都够他忙活一阵子。他笑言,自己是“一个人顶三个人用”。在半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位于十二楼的办公室门三次被叩开,期间还接了几个电话。办公室桌上堆挤着的一摞摞文件和书籍,让我见识到这位低调教授的勤奋。采访之前,他刚刚给研究生上完课,带着疲倦向笔者讲述了自己的医学之路,三十多年,弹指挥间。 一、初入寄生虫研究领域 与大多数经历过文革年代的教授不同,他们或在之前或在之后进入大学,而余教授引人瞩目的简历上显示,他于1974年考入安徽医学院(今安徽医科大学)。这个特殊的年代,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接踵而来的狂热运动和挥舞的红色袖章。我们知道文革十年大学停止招生,而事实上,大学并未完全停招,在年轻学生中,有一批不为人知的后来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的知青,获得了难得的上学机遇。时至今日,在上大学已经易如反掌的现在,年轻学子已经无从体会文化革命中走进大学何其艰辛。1974年,20岁的余新炳刚刚在安徽一个县城读完高中,作为一名来自农村的回乡知青,他必须从县城重新回到农村从事生产劳动。但天性热爱学习的他,深知掌握知识的重要。他曾是县里数学和化学竞赛的第一名,痴迷于数学,受当时“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重理工的科学氛围的感染,希望投身数学世界。高校大规模招生尚未展开,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的回乡知青便成了为数不多的招生对象。在经过笔试和五位教授的面试后,他被安徽医学院录取。当时的高校,在历经了各种破坏之后,科研和教学秩序几乎全部紊乱,但仍有一批教授和专家孜孜不倦地坚持基础科学研究。所以,在困难的时代,他在安医打下了较好的专业基础,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安徽中医学院。但一开始是被分配到西医基础部的寄生虫教研室,研究寄生虫。可他其实并不喜欢这个方向,一来是这个研究领域比较生僻,不受国家重视,大多数教师也不愿意涉足,二来学校科研条件和设施落后。整个研究室只有区区三个人,所以,为了更好地搞研究,他决定另谋高就。而此时的中山医学院则是寄生虫专业在全国领先的大学。余新炳了解到,中山医的寄生虫专业一直是国家重点学科,历史上由陈心陶等一批著名教授为开创者,为中山医的寄生虫研究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经过刻苦努力,他从安徽考到时任中山医学院副校长徐秉锟教授的门下,后来跟随柯小麟教授。徐教授是寄生虫领域经典教材——《人体寄生虫学》的主编,而柯教授则是著名医学家原中山医校长柯麟的长子。两人都是寄生虫研究方面的专家。从此之后,余新炳教授便走上专心研究寄生虫领域的道路。80年代的广州经济和条件远远不如今天,从长江沿岸来到遥远的岭南地区,生活习惯和语言的不同,开始时让他颇不习惯,但一心从医的他很快克服了各种困难,以中山医良好的科研基础为平台,从此一心一意扎根岭南,扎根寄生虫研究领域。 二、科研的压力和乐趣 在医学领域,所有的科学研究,其最终目的无外乎消除人类之病痛。小小的寄生虫至今仍是人类的大敌,全球目前有14亿人的健康受到寄生虫的威胁。寄生虫病对人体健康和畜牧家禽业的危害均十分严重,在占世界总人口77%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寄生虫带来的各种疾病依然广为流行,时刻威胁着儿童和成人的健康乃至生命。以我们最为熟知的疟疾为例,这种寄生虫疾病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余教授痛心地说,非洲每年至少有100万儿童因疟疾而过不了5岁生日,许多非洲国家疟疾肆虐。为此中国卫生部每年派遣大量医学工作者到非洲发病最严重的利比里亚等30个国家进行支援。余教授作为卫生部寄生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也积极参与相关的工作。寄生虫研究专家们的任务,就是致力于消除人感染寄生虫病。新药的研制和便捷的诊断方法尤为重要。因此,余教授尤其重视研究成果的最终应用,医学成果走出实验室才是最终的目的。2004年,他和他的团队开发的“华支睾吸虫囊蚴免疫胶体金检测盒”,因其快速和有效的效果,申请了国家专利,近期准备推向市场。刚刚获得国家973计划支持的“我国重要食源性寄生虫病的发病机制及防治研究”项目,是对余教授多年来科研成就的肯定和褒奖,也是他新一轮的忙碌工作的开始。为了这个项目的顺利获批,他带领自己的团队,联合其他学校的一些专家,在申请时间较晚的情况下忙碌了几个月,期间虽困难重重,甚至一度想解散,但最终获得成功。973计划项目为期五年,前两年即为中期考核,考核不通过,项目有可能被取消。所以,尽管明年年初该项目才正式开始,但他已经开始着手部署工作,使项目尽早开工。而事实上,十几年来,他已经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科学基金30多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自然科学奖6项。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多份医学杂志的编委,担任《热带医学杂志》的主编、另外兼任《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副主编、《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编委、《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编委、《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编委、《疾病控制杂志》编委等杂志的编务工作。这些名称令人眼花缭乱的杂志,每期出版之前,他无论再忙,都得抽出时间审读一遍,还要和其他编委交换意见。在采访时,他的办公桌上正叠放着刚印刷出来的9月份的《热带医学杂志》清样稿,等待审稿,这是由他所在的寄生虫研究所主办的。他说自家办的刊物,自己必须一字不差地好好研读几遍,争取不能出错。现在余教授带着15名研究生,以前还要更多。除了每天都要给研究生们上课之外,每周他还要把大家召集一起开周会,跟他们谈话,倾听一周来的学习和科研的进展状况,指点迷津,解疑答惑。如果学生们生活中遇到困难,他也会尽力帮助解决。 三、生活的单调和乐趣 繁重的科研让他没有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当我问起他的业余爱好时,他竟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呆在办公室,可以一呆一整天。众多职务,让他没有闲暇搞业余爱好,有时甚至想辞去一些以求清闲。各种会议和研讨会接连不断,所以留给自己的多余时间微乎其微,而研究任务往往迫切,所以得更加珍惜,业余生活便单调得乏善可陈。但他说,自己挚爱医学,乐在其中,对于一个真正志愿献身科学的人来说,科研便是他的全部生活,科研的成就便是生活的乐趣。不为人知的是,他曾是二胡高手,当年在上大学的时候,余教授还是校队里的文艺团当二胡手,担任主胡。不过多年不拉了,他感叹道,没有时间。寄生虫研究讲究实地调查,因为各地自然状况和饮食习惯不一,发病原理差异很大,所以余教授必须到处跑去调研。广东、海南和云南等地是寄生虫病多发区,他几乎走遍各个地市。令众多旅游者钟情的西藏,他也数次前往,但不是旅游,而是去调研当地的疟疾情况,藏区风景虽好,但无暇欣赏。余教授最后告诉我,中国的寄生虫病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现在国内寄生虫病比上世纪50年代已大幅下降,全国已消除了丝虫病,血吸虫病也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中国政府计划2015年消除疟疾。作为多年研究疟疾等的专家,他对此充满信心,并希望自己能够发挥所长,在消除寄生虫为人类带来的病痛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一个文科学生,我对医学领域了解甚少,所以在采访余教授之前,尽管自认为资料已经准备的足够多了,仍难免诚惶诚恐,生怕自己听不懂。但事实上,对余教授的采访却毫不吃力,因为他善于把深奥的科研问题以简单平易的语言娓娓道来,让医学门外的人也能听的津津有味。半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回顾自己的科研之旅,许多多年前的事情一一回忆起来,仍能清晰无比,其记忆之准确,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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